老友记抒情散文

一回头，是20年前的事。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的小说在省内引起一些关注。于是在省作协举办的“四川十青年作家研讨会”上，我有幸成为十分之一，还是唯一的女性。好像是春天，在成都近郊的山里，我们10个被讨论的作者，加上10个讨论我们的评论家，还有省作协的领导及工作人员，一大帮人，在一起开了三四天的会，很认真地研究了如何将我们培养成大作家的计划。会上其他内容我忘了，只记得出一台了一个很具体的措施，就是每个评论家追踪一个作家，重点读他们的作品，写他们的评论。现在想来，我很感激省作协的这个举措，不管后来评论家对我有多少评论多少帮助，在当时我是倍受鼓舞的。

当然我要说的不是这个。这只是个引子。

就是在那次会议上，我认识了几个后来成为我好朋友的作家和评论家。那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文学活动，刚开始有些拘谨，几天会开下来，感觉大家都对我很友好，我也就放松了。会议结束合影时，大家将就景区的台阶，错落地站着坐着。我被邀坐在第一排中间，当摄影师喊一二三时，我感觉有几只手迅速地搭在了我的肩膀上，并发出一阵开心的大笑。

照完后几个“作案”的嬉笑地问我，照片拿回去要不要紧？我回答说，我怕什么？我还担心你们被老婆骂呢。我的回答让他们更乐了，立即认定我这个人是可以做朋友的。因为在此之前，他们知道我在部队上，总觉得我比较刻板，不好打交道。从那次接触后他们没这个顾虑了，也敢拿我开玩笑了。从此我们就成了朋友，后来越来越熟悉，越来越融洽，结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转眼20年了。

这几个人，就是当时30岁左右的年轻作家和评论家，如何世平，傅恒，高旭凡，刘继安，易丹，还有邓贤和阿来，我们在一起玩儿时总是互称老师，比如阿来，我们叫他窝老师（根据《阿房宫》的“阿”发音），然后是傅老师，刘老师，高老师，邓老师，裘老师，只有两个人例外，一个是何世平，我们叫他何台（他很长时间在电视台任台长），还有一个是易丹，他当时是川大最年轻的教授，我们喊他教授。

阿老师有很强的语言模仿能力。他能模仿好几个领袖人物说话，讲段子活灵活现生动传神。那些年，我们每次参加笔会聚会时，他都要露一手，常常让我们笑得前仰后合。阿老师表演完了，还要表演最后一个压轴节目，这个节目通常是易教授组织的。易教授虽然是海龟，却很喜欢乡土的东西，总是积极组织参与压轴节目，即小合唱：巴金文学院“院歌”。这个所谓的院歌纯属搞笑，就是用语录歌“老三篇”的旋律重新“填词”的：包谷面，不但战士要吃，干部也要吃。包谷面，最容易吃，真正消化就不容易了。要把包谷面，当成细粮来吃。每一级，都要吃，吃了就要拉。搞好农业现代化，搞好农业现代化。

每次唱的时候，我都在下面笑得直不起腰来，他们却很严肃，面无表情。哈哈，实在是开心。所以到现在我还能很顺溜地写出歌词来。

其实我们最初认识时，傅老师还在内江，阿老师还在马尔康，高老师还在泸定，我们只是在笔会上才能见面相聚。后来他们都陆续调到成都了，我们的见面也就经常化制度化了。

每次聚会，发起人通常是何台，倒不是因为他“有权有势”，而是比较有威望，就像我们这伙儿人的大哥（实际年龄他并不是最大）。他一召集，我们就聚在一起，有时在饭店，有时在他家。在他家就聚过好几次。那时他家房子并不大，被我们挤得满满的，聊天喝茶，也吃他夫人左孃嬢（何台这么叫他夫人）烧的菜，喝我们家乡的加饭酒（何台最喜欢这种酒），还假模假式地一抽一雪茄，雪茄也是何台提一供的，我附庸风雅浪费过两支。

我们这个老友圈子一直维持在10人以内，每次聚会多则9人，少则6人，因为数目不确定，所以也没有取个什么“七君子”或“八君子”的雅号。但这丝毫不妨碍我们的“雅兴“。其实说起来我们一点儿也不雅，在一起总是喜欢乱开玩笑，胡说八道，我作为女性，肯定也常常被他们调侃。但从来没发生过不快。记得有一次在大慈寺喝茶时，邓贤遇到一个女粉丝，就带过来和我们一起聚。因为忽然多了个陌生人，大家不自在起来，事后便集体批判邓贤，并规定以后谁也不许带圈外人参加，包括老婆和女朋友。这样一来，我就一直是这个圈子里唯一的女性了。独享殊荣。

虽然是唯一女性，和他们在一起时我意识不到这点，只感觉和他们很玩儿得来，他们干什么也愿意拉上我，比如郊游登山，比如学开车。我差不多就是在那个时候跟他们学会开车的。关于学开车，我专门写了一篇随笔，这里就不重复了。反正让他们受惊不少。只说最近的一次吧，我们几个去雅安参加四川文学奖的评奖。返回时，何台请我和阿来坐他的车，我说那我有个条件，我来开。那时我刚学会车正有瘾。何台说我还不想开呢。阿来也说，我还想睡个午觉呢。于是三人就上车，我坐上车把安全带横着系在腰上，何台惊呼，你怎么系的安全带啊？我连忙说，一时疏忽。车子一启动就一个小趔趄，何台立即知道上当了，赶紧也系上了安全带，坐在后面的阿来也系上了。何台是一辆别克商务车，很好开，我便以平均100码的速度，从雅安开回了成都，很爽很过瘾。可怜两位老友，从头至尾瞪着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前方，别说睡午觉了，连聊天都没聊。到成都收费站时何台说，进城路不好走，我来吧。我刚一交出方向盘何台就说，裘老师，现在我要批评你了，你开车也太野了。于是一二三，指出了三个问题。我连连点头表示接受，反正已经过完瘾了。我还没敢告诉他们，那是我第一次开高速路。

我和他们的关系，可以用邓贤的一个段子来说明。有一次邓老师在书店搞签名售书，我婆婆正好去书店遇上了，于是也捧场买了一本让他签名。他夫人是认识我婆婆的，就介绍给邓贤。邓贤非常热情地将我婆婆拉到一边，颇为知己地说，阿姨我告诉你，我跟山山关系特别好，我们是铁哥们儿。我婆婆后来告诉了我。我简直不知说什么好，再见面时我跟邓贤说，邓贤同志，你也过份坦荡了吧？

当然，毕竟我们都是些文人，在一起不光玩儿的，也要些搞文学活动。有一次，时任四川文学编辑部主任的刘老师和高老师，策划在他们刊物上搞一次文学四人谈，好像是何世平，邓贤，易教授，我四个人。为了扩大影响，先在广播电台上谈，和观众互动，再整理出来刊登在刊物上。那天我们四个在直播间，刘老师和高老师在外面配合，没人打电话的时候他们就打进来，假装成听众问一些事先想好的问题，我们则假模假式耐心地回答。不过回答的内容是真诚的。现在想想，真是很天真很可爱。刘老师平时说话有点儿结巴，但那天打电话却很流畅。下来之后我们半表扬半调侃地问他是不是照着纸上念的，他否认。我们又说，那是不是一边打拍子一边说的？他自嘲说，哪里啊，为了打这个电话，我头天就到演讲学校去参加过培训了。笑得我们肚子疼。

从电台出来正好是中午，刘老师就代表编辑部请我们去吃饭。去了一家火锅店。当时大家都比较清贫，九十年代中期嘛，刊物更是拮据。刘老师就点了些普通菜肴，唯一精细的比较贵的菜就是基围虾。吃得差不多时，刘老师客气地问，你们还要添点儿什么菜吗？邓贤大咧咧地说，再来一份儿粉（条）吧！刘老师痛快地说，好，没问题。又问，还要什么？我毕竟是江南人，很喜欢基围虾。看他那么诚恳，就委婉地说，如果可能的话，就再来一份儿虾。刘老师脸色大变，嘴上虽然说好，神色已开始不安。粉条和基围虾都上来了。我丝毫没察觉刘老师的紧张。吃完结帐时，刘老师小声跟高老师说，万一我钱不够，你借我哈。原来刘老师总共就带了不到 400元钱，那份儿虾就是40元。幸好饭钱是三百七十多，刚好够了。结完帐突然停电，刘老师一挥手，跟突袭了敌军炮楼似的大喊一声：快走！

这件事后来成为我们聚会时必说的一个段子，被嘲笑的第一对象肯定是刘老师，一份虾居然就那么紧张，第二是邓贤，居然那么好打发，“再来一份儿粉”就完了，最后是我，居然那么温文尔雅地要了最贵的菜，让刘老师受到惊吓。我的那句“如果可能的话，请再来一份儿虾“四处流传，一直传到北京，传到《当代》编辑部。我每次去《当代》吃饭，他们都说，别忘了给裘山山点基围虾啊。搞得我很不好意思，连连说现在已经不那么谗它了。

基围虾的故事还没完。第二天，高老师刘老师傅老师和教授他们几个，就一人出了20元钱（没让我出），到当时成都最大的`农贸市场青石桥，买了两斤新鲜基围虾，60块钱一斤，用水桶提回来，把我叫去，说让我吃个够。我们几个就在高老师的“贫民窟”里（高老师当时尚未正式调到省作协，暂住在作协围墙边上一个很简陋的小一平房），用清水把虾一煮，搞了些醋和姜蘸蘸，集体饕餮了一餐。这样的饕餮进行了两次，真的是让我吃够了，后来再没那么馋虾了。

有一次阿来生病住院了，我们几个就去医院看他。到医院门卫不让进，大概是过了探视时间。我们就指着刘老师跟门卫说，他可是某省长的侄儿哦（刘老师跟当时那个省长长得很像），忽悠了半天，总算让我们进去了。见到阿来，阿来正老老实实躺在病床上打点滴，但问题不是很大，很快能出院。我们放心了，就开始拿他调侃，胡说八道一番，寻开心。

阿来出院后，暂住在高老师的“贫民窟”调养，我们又去看他。一去我就发现高老师门口的一盆花蔫了，问高老师何故？高老师说，还不是怪窝老师，他每天早上对着那盆花练气功，把人家的气采光了啊。这事又成为我们这伙人说笑的一个段子。

这里还有个可以载入文学史的细节，我当时坐在高老师的破旧沙发上，顺手拿起放在角落的一摞稿子，一看，是阿来写的长篇。我翻了几页，感觉和阿来以往的小说一样，语言很有韵味儿，我当时想，诗人出身的就是不一样。高老师告诉我，阿来的这个长篇已经游走了两三家出版社了，还没着落。那时长篇没现在这么受重视，现在所有出版社跟打新股一样抢长篇，好像只要是长篇必盈利。但当时屋子里闹哄哄的，我没细看就放下了。后来才知，这部被我漫不经心翻阅过的书稿，就是大名鼎鼎的《尘埃落定》。早知如此，我当时就放个话在那儿了：此书必火。留个脚印先。呵呵，

书出版后阿来还送了我一本，他拿到我住的大院门口，给我打电话说，解放军，出来拿书。阿来一直叫我解放军，不叫裘老师。有时他会说，解放军，你好久（什么时候）拿笔军费出来请我们吃一回撒？我说本来都想请你的，你这么说我就不敢请了。

关于阿来还有一件往事。1995年《青年作家》和《当代》杂志还有《湖南文学》编辑部三家，一起去九寨沟办笔会。那时我们的亲密战友傅老师已经是青年作家主编了，我们铁定是嘉宾嘛。我们坐汽车先到阿坝州州府马尔康，我因为不适应那盘山路，一路晕车猛倒粮食，到达宾馆就倒下了，无法进食。在马尔康接应我们的阿来一看我的惨状，立马叫老婆熬了热稀饭送到宾馆给我。我那时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看见热稀饭如同看见亲娘一般，吃下去就好多了，第二天便振作起来。虽然阿来同志现在挺着将军肚忙碌于各种会议，看见俺时常顾不上打招呼，但俺还是要把此事写入老友记以示不忘。

那次我们在九寨沟玩儿得很开心。说是笔会，全是朋友。那是我第一次去九寨沟。景美人好，自然快乐。过一个独木桥时，我们四个（傅老师刘老师高老师加上我）一起站在独木上上，一字排开做天鹅展翅状，拍下一张珍贵的照片。此照片我每看每乐，也被没有去成的易教授和何台多次打击，说我们是四个老天鹅。那时的我们虽然已经三十多岁了，但毕竟还很年轻。真是很怀念那个如九寨沟景色一样清爽的日子啊。

一晃就是新千年。那年我有一个调北京的机会，几个老友知道后纷纷反对。易教授先说，你跑北京去干什么？那个地方那么缺水，洗一次头只能分给你一盆水。刘老师说，天天刮那么大风，还不把你吹到内蒙去？何台说得更干脆：北京你有我们这样的朋友吗？你看你那么显年轻，就是因为有我们这群老友滋润着你，你去北京马上就老掉。

我本来就很犹豫，听他们这么一说，坚决不去啦。

值此岁末，衷心祝愿我的老友们新年快乐，平安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