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杂记原文翻译
《狱中杂记》是清代文学家方苞的一篇散文。作者1711年(康熙五十年)，方苞因《南山集》案文字狱牵连入狱，开始在江宁县狱，后解至京城，下刑部狱。后得人营救，两年后出狱，被编入汉军旗，以奴隶身份入值南书房。康熙皇帝死后被特赦，解除旗籍。后累官至礼部侍郎。
这篇文章是方苞出狱后，追述他在刑部狱中所见所闻的记录。文章记狱中事实，在触目惊心的叙述中，间作冷峻深沉的议论。下面一起来看看方苞《狱中杂记》原文及翻译吧!
狱中杂记(节选)
原文：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余在刑部狱，见死而由窦出者日四三人。有洪洞令杜君者，作而言曰：“此疫作也。今天时顺正，死者尚希，往岁多至日数十人。”余叩所以，杜君曰：“是疾易传染，遘者虽戚属，不敢同卧起。而狱中为老监者四，监五室，禁卒居中央，牖其前以通明，屋极有窗以达气。旁四室则无之，而系囚常二百馀。每薄暮下管键，矢溺皆闭其中，与饮食之气相薄。又隆冬，贫者席地而卧，春气动，鲜不疫矣。狱中成法，质明启钥，方夜中，生人与死者并踵顶而卧，无可旋避，此所以染者众也。又可怪者，大盗积贼，杀人重囚，气杰旺，染此者十不一二，或随有瘳，其骈死，皆轻系及牵连佐证法所不及者。”
余曰：“京师有京兆狱，有五城御史司坊，何故刑部系囚之多至此?”杜君曰：“迩年狱讼，情稍重，京兆、五城即不敢专决，又九门提督所访缉纠诘，皆归刑部;而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书吏、狱官、禁卒，皆利系者之多，少有连，必多方钩致。苟入狱，不问罪之有无，必械手足，置老监，俾困苦不可忍。然后导以取保，出居于外，量其家之所有以为剂，而官与吏剖分焉。”
赏读：
方苞，清代散文家。字凤九，号灵皋，晚年又号望溪。桐城派散文创始人，与姚鼐、刘大櫆合称“桐城三祖”。有《方望溪先生全集》传世。
“杂记”，是古代散文中一种杂文体，因事立义，记述见闻。该文是“杂记”名篇。方苞通过自己在刑部狱中所见所闻的大量事实，把狱吏与狱卒的残酷无情展现在读者面前，揭露了天子脚下的刑部狱的种种黑幕：百姓横遭逮捕、冤死狱中，狱吏敲诈勒索、草菅人命，反映了封建君主专制国家的司法机构的腐朽与恐怖。
出处：《方望溪先生全集》(方苞)
译文：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里，当我被关在刑部监狱的时候，看见犯人死了，由墙洞里拖出去，平均每天总有三四个，不觉心里奇怪。有个曾经做过洪洞县长的杜君，站起来说：“这是生瘟疫了。现在天时正常，死的还少;过去有多到一天死十几个的。”我问是什么原因。杜君说：“这种病容易传染，生这种病的，纵然是亲人，也不敢住在一起。这监狱一共有四座老监房。每座监房有五个房间：狱卒住在当中的一间，前面有大窗通光线，屋顶有小窗透空气;其余四个房间都没有窗，可是关的犯人经常有两百多。每天天还没黑，就上锁了，大小便都在房间里，和吃饭喝水的气味混在一道。加上寒冬腊月，没钱的犯人睡在地上，等到春气一动，没有不发病的。监狱的规矩，一定要等天亮才开锁，整个晚上，活人和死人就头靠头脚对脚地睡着，没法闪躲，这便是传染人多的原因。还有奇怪的是：凡属大盗累犯，或杀人要犯，大概由于气质强悍旺盛，反倒被传染上的不到十分之一二;纵使传染上，也很快就好了。那接二连三死掉的，却都是些案子轻的罪犯、或嫌犯、或保人，是些不该绳之以法的人们。”
我说：“京师里头有顺天府尹的直辖监狱、有五城御史的司坊，为什么刑部的监狱还关着这么多囚犯?”杜君说：“近几年来打官司，凡情节比较重的，顺天府尹和五城御史便不敢做主;又九门提督调查抓来的，也都拨归刑部;而刑部本身十四个清吏司里喜欢多事的正副满汉郎官们，以及司法人员、典狱官、狱卒们，都因为人关的越多越有好处，所以只要沾上一点边就给千方百计抓进来。人一进监狱，不问有罪没罪，照例先给戴上手铐脚镣，放进老监房，使你吃尽苦头，在吃不消的时候，他们就教你怎样取保，保出去住在外面，随传随到;再照你的家庭、财产状况，把钱敲诈来，由他们按成派分。中等以上的人家，都尽其所有出钱取保;其次，要想解下手铐脚镣搬到老监房外板屋里去住的，费用也得几十两银子。至于那又穷又无依无靠的，就手铐脚镣毫不客气，作为样板，以警告其他的犯人。又有同案一起被关的，情节重的反能取保在外，情节轻的、没罪的，却吃着苦头，这种人一肚子冤气，没好吃没好睡，生了病，又没钱治，就往往死翘翘了。”我认为我们的皇上，和过去的圣人一样，有好生之德，每在批公文的时候，总给犯人死中求生，但现在竟有无辜的人这样倒霉的!如有仁人君子，能向皇上上奏除死刑及发配边疆的重犯外，其他轻犯和受到牵连还没定案的，如果另设看守所来关，不上手铐脚镣，就不知可救多少人命了!听说监狱本有五间房名叫“现监”的，是给涉案而没定案的人住的。如果能查出这种规定，实行起来，倒也不无小补。杜君说：“皇上开恩，规定做官的可住优待房，现在穷人住进老监房，大盗累犯反住进优待房，这中间的微妙，能细问吗?这样看来，只有另外关到一座监狱里，才能根本解决啊!同我关在一起的朱老头、姓余的青年和关在一起的同僚，都这样碰上疫症死了，论罪状，他们都是不该受重罚的小罪。又有某氏控告儿子不孝，左右的邻居都被关进老监，哭哭叫叫直从晚上闹到天亮。”我听了，有动于衷，曾拿杜君这些话来普通的问了问别人;结果大家说的一样，我就决定记录下来。
凡判死刑的，一经判决执行，行刑的人便先等在门外，派同党进去索讨财物，叫做“斯罗”。对有钱的犯人，要找他的亲属讲条件;对没钱的犯人，便当面直接讲条件。如果判的是剐刑，便说：“答应了我的条件，便先刺心;不然的话，四肢解完，心还没死。”如果判的是绞刑，便说：“答应了我的条件，第一绞便包断气;不然的话，绞你三次以后还须加用别的刑具，才死得了。”只有判的是杀头，才没什么可讨价还价的，但是仍旧可以扣留脑袋不给死者家属，达成敲诈目的。因此，有钱的自然甘心贿赂几十百两银子，没钱的也会卖尽衣服杂物报效;只有穷得绝对拿不出钱的，才真照他们所说的执行。担任捆绑的也一样，如果不满足他们开的条件，五花大绑时便先给你来个骨断筋折。每年秋决的`时候，虽然皇帝朱笔勾掉的只十分三四，留下的有十分六七，但全体囚犯都须捆绑着到西市，等待命令。其中被捆绑受伤的，即便幸而留下，也必须病几个月才能好，甚或成为一辈子也治不好的暗伤。我曾问过一个老差役说：“大家对受刑受绑的既没什么深仇大恨，目的只不过希望弄点钱而已;犯人果真拿不出钱，最后又何妨放人一马，不也算积德吗?”老差役说：“这是因为要立下规矩以警告旁的犯人，并警告后来的犯人的缘故。如果不这样，便人人都心存侥幸了。”担任上刑具和拷打的也一样。和我同时被捕受审时挨过夹棍的有三个人。其中有一个人给了二十两银子的代价，只骨头受点轻伤，结果病了个把月;另一个人给了双倍代价，只伤了皮肤，二十天便好了;再一个人给了六倍代价，当天晚上便能和平常一样的走路。有人问这差役说：“犯人有的阔有的穷，既然大家都拿了钱，又何必更拿多少做分别?”差役说：“没有分别，谁愿意多出钱?”由这故事，印证孟子“选择职业不可不慎重”的话，真是一点也不错!
部里的老职员家里都收藏着假印信，公文下行到省级的，往往偷偷动手脚，增减着紧要的字眼，奉行的人是看不出来的。只上行上奏皇帝和咨行各部的，才不敢这样。依照法律规定：大盗没杀过人和有同犯多人的，只是主谋的一两个人立时处决，其余人犯交付八月秋审后概给减等充军。当刑部判词上奏过皇帝之后，其中有立时处决的，行刑的人先等在门外;命令—下，便捆绑出来，一时一刻也不耽搁。有某姓兄弟因把持公仓入狱，依法应该立时处决，判词都已拟好了，部员某对他们说：“给我一千两银子，我弄活你们。”问什么办法，部员某说：“这不难，只消另具奏本，判词不必更改，只把案末单身没有亲戚的两个人换掉你们的名字，等到封奏时候，抽出真奏，换上此奏，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