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这么来抒情散文

倏忽半生，我遇到的第一个惶惑竟是我的生日。

那是我第一天去上学的时候。

走进校门，走进教室，我以为自己就是一个学生、就可以咿呀读书了，其实不然。老师先把我叫到他的讲桌前，那张讲桌，也绝非常见的书案或书桌，而是生产队里一个安装过台钳的工作台，很结实，结实到笨拙不堪地步的那种粗腿厚面的工作台，对那时的我可算是又高又大的了，高大到我的身高在它跟前也只能让我看到老师的头脸。

老师开始向我提问。他问我的姓名，民族，年龄等等。问到我的年龄自然就要问到我的出生年日，但当时老师问的话我根本不懂，我的脑海里便是一大片紧张和茫然。老师再三追问，我依然无言以对。后来，老师的脸上除了比我尤甚的茫然外，还有越来越清晰的愤然。紧张至极，我的全身仿佛麻木到了连老师恶声恶气的逼问都充耳不闻了，我甚至都产生不想上学读书的想法了，虽然我的初衷是极想上学念书的。

老师向我询问的东西仿佛比我的上学读书更为重要，而我又不能尽快全面地回答他而令他满意，于是，他喝令我回家去问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是哪年哪月哪天生我养我的。

我迅即回家，把老师的问题和盘说给母亲，却不料，母亲脸上的茫然仿佛早春弥漫于天的阴云，令我和老师的茫然都望尘莫及。

“……那年，队里的食堂解散了，养你的那天，是二月十一呢，还是二月十二呢……”

母亲好像在绞尽脑汁苦思冥想。良久，母亲的脸上除了茫无边际的茫然，我不能再看到别的什么，可是，老师“快去快来”的喝令一直严厉地回响在我的耳边。不等母亲走出茫然，我就飞一般跑回学校。

我把母亲的原话告诉了老师。

老师勃然大怒，安装过台钳的工作台猛烈地晃动了一下，并且咯吱有声。我却看出、听出，老师的勃然大怒根本不是冲着我的。

老师给我的入学办理注册手续，他要我的确切生日，可是，我的母亲把我的生日忘了。

此后几十年的时光里，有两种事情屡屡引起我内心极大的不安，一是在填写各种履历表册的时候，一是在别人过生日举行庆祝会又邀请了我的时候，这两种时候，总让我想起令我不甚了了的自己的出生年日来，只是，别人的生日盛会我可以不参加，但我的工作履历表却不能不填，每次填写的时候，我就想让自己显得小一点，我就填写上母亲含糊其辞的1963年，但具体的月日，我却要写上二月十一，而非二月十二，因为常听人说“男子富贵须逢单，女子荣华当成双”，出生日子的单、双，关乎一生的光景，不得有半点马虎。后来，出生年日就只填写公历日期了，我从“万年历”上得知，此年此日当为公历1963年3月6日。然而，填写终归是填写，我的确切的生日我依然不知。久而久之，我的生日，竟成了我的精神人格方面的一大忌讳。

我有生日，我肯定有，但不为人知。

幸好，母亲还没有忘记我的出生年份和月份。

显然，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错误，或者是一个过失，错误或过失是母亲造成的，似乎又不能完全归咎于母亲，因为在母亲生我的年月里，她的衣食尚且是难以两全的，又何以有心思记住我的出生年日呢？母亲说，那时，她是在“吃食堂饭”的时候怀了我的胎，母亲说，一怀上我，她就不曾吃饱过，我就想象我当时的处境和遭遇：母亲在挨饿，我有没有挨饿呢？母亲没有告诉我，我想她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吧。

1963年的早春，母亲生下了我，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

几十年来我的内心一直有一个荒唐的幻想：如果，我对这一切都能够感知……

让我瞠目结舌的更大的惶惑还在后面。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从一份资料上得知，我们当地的“公共食堂”最早开办于1958年，全体村民都被要求到食堂里去就餐，这样，既可以体现社会主义“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还可以获取大量的铁的来源，因为当时正在“大炼钢铁”，我们那里没有富含铁矿的矿山，或者还没有找到这样的矿山，炼钢铁需要矿源，只好让大家献出家里除却农具之外的所有铁器，全砸碎了，投进“炼钢”炉里，家家户户的做饭用的铁锅自然难以幸免。砸锅，甚于釜底抽薪，大家不去“食堂”就餐，也就由不得自己了，而那时，据说，“食堂”里的饭食——简直不用再提了。

接着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公共食堂里实在做不出足以让大家果腹的食物了（但愿没有饿殍！），据可靠资料显示，1960年底，“食堂”解散了。那年的大年三十，人们是怎么过的，我至今不知，也没有人告诉我，再说，也许那时我还没有出生，而后来的后来，所有的人仿佛都对此讳莫如深，父母当然是不会告诉我的。还能说什么呢？那年大年三十，也许大家根本没有做饭的铁锅。

我的心头又是一惊，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

我几乎要崩溃了！“公共食堂”是1960年解散的，母亲却说我出生于“解散食堂”那年的二月，可是，她又明明记得生我的年份是1963年！

震惊之余，我问过母亲。母亲说：“你是六三年生的，我记得，那年食堂解散了！”

显然，母亲把我的出生年份也弄不清楚了。

那么，她是记错了“食堂解散”这个事件呢，还是记错了“1963年”这个时间呢？

六三年，似乎是一个较为明确的时间概念，而“队里的食堂解散了”既是一个确切的事件概念，也可以是一个关联甚广的宽泛而含糊的时间概念，如果是时间概念，它可以是1960年，也可以是自1960年至1963年中间的任意一年。那么，我究竟是哪一年出生的呢？

看得出，母亲把“食堂解散”这个事件跟“1963年”这个时间随心所欲地对应起来了，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两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我很不安，是那种心急火燎的不安。

我想多方取证，以校准我真实准确的出生年日。

我首先想到的人是父亲，但我没有问他，除了不敢问，我还有其他顾虑。试想，母亲是我的生身之人，连她都没有记清我的出生年日，父亲怎么能知道得更清楚更准确呢？再说，被贫穷压得喘不过起来的父亲一直在没日没夜地为全家人的衣食温饱而疲于奔命，他根本没有这份心情。

我又想到去问父母的`同龄人。好几回，我都要张口问了，但话到嘴边欲言又止，因为我发现了我的愚昧可笑，也发现了我的自卑。如此私密的问题怎么能去问别人呢？我幸亏没问，不然，不知会招致多么严重的后果！

最后，我决定从母亲认定的我的几个同龄伙伴身上入手寻找答案。

没想到，事情居然那样奇巧。在我问到的三个人中，一个比我大，一个比我小，一个正好和我同岁。我却无法相信，自称跟我同岁的那位，无论怎么看，都要比我小得多。母亲却肯定地说，他们几个都是跟我同岁的。

我没有再问了。

一晃三十余年。

其间，我有许多机会可以把这个问题弄清楚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种种顾虑，我一直都没有追究。然而，这个疑问并没有因为我的不去追究就不萦绕于心。这件事我一直记着。

现在，仿佛到了我该放下一切顾虑、并且到我非弄清楚不可的时候了，可是，父母已老，衰老让他们的心智幼如孩童，他们的同龄人，有些已经作古，活着的，他们的记忆的遥远、模糊以及张冠李戴也总是让人忍俊不禁又无可奈何。至于我的那些同龄伙伴们，有些已经中道而殂，尚在人世的，也是多年音讯不闻，如此的往来阙如，我又怎好去劳烦别人为我翻腾陈年久远的记忆仓库呢？

关于我的出生年日的确认一事，就这样被搁置下来。

即便如此，我却从不责怪我的母亲和父亲，也不责怪父母的同龄人和我的同龄人，当然也不怪我，他们和我都没有过错。

可是，在我的人生，我的不确定的出生年日本身无论怎么说都是一个过错，或许错了的出生年日自身并没有过错，即便错了，却不是犯错，它们只是表达时间的语言和表示时间的符号在记录上的失误或者失实。那么，我的分明错了的出生年日，究竟该归咎于谁呢？

那时，我的父母都在挣扎，尤其是，母亲的挣扎是为了她的活，她的挣扎也是为了我的活和我的出生，为此，她活得那样艰难，却活下来了，我的母亲很伟大。我的母亲也很可怜。那时，她的肚子里怀着我的时候，她大概已不是像一个人那样在活，而是像一只野生动物那样在活。包括我的父亲在内，没有人去关心她的衣食温饱，更无人关注她的快乐。母亲必须像一只野生动物那样去觅食，食堂里的饭食——简直不用再提了——所以，母亲还必须去觅食。冬天地里的菜根，春天树上的嫩芽，养活了母亲的命，也养活了我的命，从胎里到人世。而我的父亲，早已置身于贫穷所致的暗无天日的麻木的劳作中不能自拔，而那时，更早以前，我的命还跟这个惨淡的世界隔着母亲的那张肚皮。

其实，我大可不必太在意我的出生年日的准确性，我只需记住我的来源出处就足够了。我来自我的母亲。

不过，让我常怀悲哀的是，母亲至今都不明白她何以没有记住我的生日具体年日的真正原因，也许她也知道一些，只是不想对我说而已，也许她至今仍是全然不知。我是全知道了，也不想对她说，我怕他内疚、伤心。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母亲说我生于“吃食堂饭”的时候，是她记住了“吃食堂饭”这件事，是因为她记住了饥饿，那种深深刻印在她生命里、又完全浸泡过她的灵魂的饥饿，那种几乎颠覆了她的人性的饥饿。那种饥饿的感觉让她模糊了时日，那种饥饿曾经让她的精神变得恍惚；母亲也记住了六三年，史料显示，那一年，地里的庄稼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家乡后岭上旱地里种的“猫爪谷”的穗头像我那时的拳头那么大，像我的小臂那样长、那样粗，母亲这样对我说，她说话的时候，眼睛就变成两个盛装幸福安康的海洋，泪光晶莹的海面上，闪烁着幸福安康的光芒。

不用说，遭逢了长久的饥饿之后，又幸逢罕见的好年成，这个难得一遇的好年辰又让母亲记住了温饱和安乐，她把我的生命又跟温饱和安乐联系在一起了——她宁可让我出生在这样的年辰里！

感谢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