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者论散文随笔

隐者，为便于理解分两种情形说：道士和隐士。但往往隐士中有道士思想，道士中有隐士行径。

其一，道士居多，且有奇人，追求技能，与政治无关。隐者离凡尘而归山野，择奇地以辟洞天。其门人秉承鬼谷阴符之术，不问世事，修炼两仪道法，研习奇门遁甲之术。待术成，能以己之念控敌之魂魄，辅以乾坤咒符之术蛊惑敌人，关注自身的潜能与力量，用意念去控制对手，伤敌以无形。

强大的伤害法术，随时间的延续威力大增。同时擅长诅咒类且有无敌技能，单杀能力很突出。图腾类的技能扩大了攻击方式，还能限制对手的行动。

隐者，手中掌了令牌符文，读懂了其中奥秘，凝聚并发出抵抗的邪恶力量，以暴制暴，以毒攻毒。传说—御魂令牌，若能得其认可成为其主人，便能参破生命之奥秘，得无穷之力量。足以在瞬间给敌人造成致命伤害，让对手的心志与身体受到双重折磨，从而拜倒或屈服在他们面前。

隐者行事诡异，充满了神秘色彩，甚至连那些自认为了解他们的人也无法掌握他们内心真正的想法，包括他本人。如果用一个字去描述他们，那就是个“奇”字。如此玄妙，是否属实，尚无考据。

其二，有道士影子，不是道士，多于政治相关。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不仕、避世，归隐，是其特点和归宿。隐者却反其道而行，时常隐匿于山林之中。据说，有擅射隐者之辈，所谓弓开如秋月行天，箭去似流星落地，杀敌于百步之外，来去自如。令人想起：“马作的卢快，弓如霹雳惊”。

隐者，并非什么都不做。老庄提倡无为，所谓出世哲学；儒家主张进取，倡导入世哲学，二者构成中国古代士大夫一种处世哲学；进则求取功名兼济天下，退则隐居山林修身养性。所谓“隐者高明，省事平安”。就老庄的无为思想是很对的，就儒家的进取思想来说似乎是相矛盾的。对世俗而言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作多错，少作少错，不作不错”。这有别于佛家道家的无为而治。

道家老子认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强调无为才能无不为。所以无为而治，不是什么也不做，儿时靠万民自为来实现无为而为。佛教无为，与有为法相对。是不依因缘和合而成的不生不灭、无来无去、非彼非此的绝对。原本是涅盘的异名。大成佛教，尤其是中国，以无为法为诸法本体，与“法性”“真如”等为同一含义。

范晔《后汉书·逸民列传》将隐士分为六种，蒋星煜《中国隐士名称的研究》中列出：隐士、高士、处士、逸士、幽人、高人、处人、逸民、遗民、隐者、隐君子十一种。在《中国古代隐士称谓考释》一文中，作者增加了山人、隐人，居士，遗士，征士五种，从政治、经济、社会、精神生活四个方面，把十六种称谓的隐士分为：真实，虚伪；有业，无业；孤僻的，交游；养性，求知八种。分类法虽不是尽善尽美，但较科学。

中国的隐士在史上留名的不下万人，声望大一点的只有几百人。皇甫谧的《高士传》载晋以前的高士96人；清代高兆《续高士传》载晋至明的高士143人，共计239人。在历史的长河中占人口比例中极小，但其影响不可低估，其中名声大的有老子、葛洪、陆修静、陶渊明、顾欢、潘师正、司马承祯、杜光庭、孙思邈、李商隐、孟浩然、皮日休、陈抟、王庭筠、丘处机等。

以团队名誉出现的隐士集团，诸如：晋代竹林七贤，南北朝的莲社高贤，唐朝竹溪六逸，五代华山三高士，宋南山三友，多与“道”有点关系，后来出山不少。所以属于下文提到的假隐，非真隐和曲隐。他们为中国文化史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中国隐士隐士生活不被看好，虽给人神秘之感，但不管在什么朝代都被视为异类。尤其在今天，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讲，隐士生存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巨变。但永远也不会担心其绝迹，只是人数在减少，形式在变化，对社会的贡献尚不见端倪。据说，终南山里还有隐修者，但他们只是修，仅为证明道教地仙的存在。不复以世事为心，不保累于职位，自尊高慕，崇尚其清虚之事。从他们清苦的生活可知，是无利可取。

隐士之所以形成，从主观方面来说，完全是由于个人主义或失败主义，这两个因素的作祟。我倒觉得做隐士更需要勇气。

真隐只为适性；曲隐是为了避开俗累；假隐要么为了保全性命，要么韬光养晦以待时机。都是生存方式的.选择。后者有东山再起或一鸣惊人的期待。

一是，隐者中的假隐。隐藏一时，卧薪尝胆。对未来有希求、盼望和期待。相对于真隐或曲隐较多。范蠡的急流勇退，为保全性命之必须，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脱离尘世回归自然的人，与特定政治环境和背景有关，是对生存方式无奈的选择。因此卧薪尝胆，以待时机者，相对居多。隐藏锋芒，蓄积力量，以图日后大展身手，为古人提倡推崇。

矜名不若逃名趣，练事何如省事闲。对隐者而言本身是不求名，更无所谓虚名了。所以自古就有“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的说法，即人的才华不可外露，宜深明韬光养晦之道。世故极深，避免了因亲近朝廷或锋芒外露而导致的嫉忌。三种资质被古人如此排序，深沉厚重为首，其次磊落豪雄，再次聪明才辩。今人未必苟同，也不是绝对科学，但从中可见深沉厚重之重要，并给人以启发。

前者为内心修养，内涵深厚，淡定从容，周密审慎。其次为侧重品行，有魄力，有感召力，光明坦荡，义气豪爽，揭竿而起，一呼百应。后者机智敏锐，逻辑性强，语言机敏。现在从事律师之人，古代的说客属于此类……三种资质各有千秋，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不同条件、场合和对象，处理不同事物、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或不同阶段，各有所侧重，不是绝然分开，一个人是可以兼具气不同的资质。

战国苏秦，能言善辩，巧舌如簧，凭三寸不烂之舌，挂上六国相印，可谓风光至极，但也正因为此，在政治斗争中被刺身亡颜回大智若愚才得以重用。东方朔诙谐幽默，能言善辩，算小智；擦言观色，直言进谏，属大智。可谓“智圣”却不隐忍，而招人妒。虽被汉武帝欣赏，终不敢放置太高的位置，眼看公孙弘、司马迁等或奉使出外，或郡国卿相。自己只是郎官，同郭守仁等随侍左右，

二是，隐者中的真隐或曲隐，隐一世，为适性避俗。一个愚钝之人本身无所谓隐，一个修省的人隐居不是在逃脱世俗，不过是在求得一种心理平静而已，故逃名省事以得安闲。晋嵇康、阮籍愤世嫉俗，行为孤僻乖张，与世俗相悖。长沮、桀溺春秋两位隐士，不为国效力，不为民服务，一生才华交付黄土，自诩名士。

孔子主张“知其不可而为之”。曾国藩“滥觞初引一泓泉，流出蛟龙万丈渊。从古精诚能破石，谁言精卫恨难填？”锐意功名，意气自豪，踌躇满志。林则徐“知难而退，此保家、身之善谋，非人臣事君致身之道”。危难之处，郁郁不得志之时，显出身手，光争日月，力挽狂飙。

古来圣贤多寂寞，不做“世外桃园”人，未必“惟有隐者留其名”。比之孔子等是否相形见绌，稍逊风骚。这本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问题，见仁见智，各有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