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刘备人物形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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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以下简称《演义》）是一部以历史题材为主的古典小说，对于刘备形象在艺术创造上的成败得失，人们有着一些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刘备形象虽然存在着如鲁迅所指出的缺点，“但仍然不失为一个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是一个“明主”典型；有人干脆否定了鲁迅先生的意见，认为作者罗贯中还写了刘备的枭雄行径，作者写刘备虚伪是有意为之，鲁迅所批评的，“恐怕不应该算作作品的缺点，而是它的现实主义的表现”。到底应该如何评价刘备形象的艺术价值，本文想提出一些个人看法。

一、宽仁爱民，敬贤爱士

作品多方表现了刘备的宽仁爱民，深得人心。《演义》第一回，写刘关张桃园结义，其誓词便赫然标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八个大字。这既是他们的政治目标，又是他们高高举起的一面道德旗帜。从此,宽仁爱民、深得人心就成了刘备区别于其他政治集团领袖的显著标志。他第一次担任官职做安喜县尉时，便“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督邮索贿不成，欲陷害他，百姓纷纷为之苦告(第二回)。此后他任平原相，已被誉为“仁义素著，能救人危急”(第十一回)。陶谦临终，以徐州相让，刘备固辞，徐州百姓在府前哭拜曰：“刘使君若不领此州，我等皆不能安生矣!”(第十二回)曹操擒杀吕布，离开徐州时，“百姓焚香遮道，请留刘使君为牧”(第二十回)。这表明他占据徐州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已深得民心。在他又一次遭到严重挫折，不得不到荆州投奔刘表，受命屯驻新野时，他仍以安民为务，因此“军民皆喜，政治一新”(第三十四回)。新野百姓欣然讴歌道：“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第三十五回) 从建安六年(201)到十三年(208)，刘备寄居新野达七年之久。在他辗转奔走的前半生中，这算是时间最长、相对安定的一个时期。在此期间，刘备对自己的政治生涯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并接受“水镜先生”司马徽的批评，一面把人才置于战略的高度，努力求贤；一面更加重视争取民心，为重新崛起准备条件。当曹操亲率大军南征荆州、刘琮不战而降之时，刘备被-迫向襄阳撤退，新野、樊城“两县之民，齐声大呼曰：‘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即日号泣而行”。

到了襄阳城外，刘琮闭门不纳，蔡瑁、张允还下令放箭。魏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开了城门，放下吊桥，大叫：“刘皇叔快领兵入城，共杀卖国之贼！”刘备见魏延与文聘在城边混战，便道：“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愿入襄阳。”于是“引着百姓，尽离襄阳大路，望江陵而走。襄阳城中百姓，多有乘乱逃出城来，跟玄德而去”(第四十一回)。就这样，在建安十三年秋天的江汉大地上，刘备带领十余万军民，扶老携幼，含辛茹苦，上演了“携民南行”的悲壮一幕。如此撤退，显然有违于“兵贵神速”的军事原则，对保存实力、摆脱曹军追击十分不利。故众将皆曰：“今拥民众数万，日行十余里，似此几时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敌？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刘备明知此言有理，却泣而拒之曰：“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这一仗，刘备在军事上一败涂地，而在道义上却赢得了极大的胜利。这种生死关头的自觉选择，在《演义》写到的各个政治军事集团领袖中是独一无二的，决非一般乱世英雄的惺惺作态所能比拟。从此，刘备的“仁德爱民”更加深入人心，并成为他迥别于其他创业之君的最大的政治优势。

作品竭力渲染了刘备的敬贤爱士，知人善任。其中，他对徐庶、诸葛亮、赵云的敬重和信任，都超越史书记载，写得十分生动感人。

历史上的徐庶，归属刘备的时间不算长，除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外，在政治、军事上发挥的作用也不算大。《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仅云：“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曹公来征先主在樊闻之，率其众南行，(诸葛)亮与徐庶并从，为曹公所追破，获庶母。庶辞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遂诣曹公。”而在《演义》中，刘备一见徐庶，便坦诚相待，拜为军师，委以指挥全军之责。在先后打败吕旷兄弟、曹仁之后，刘备更视徐庶为天下奇才。而当徐庶得知母亲被曹操囚禁，辞别刘备时，刘备虽然难以割舍，但为顾全其母-子之情，仍忍痛应允。分别的前夜，“二人相对而泣，坐以待旦。”次日一早，刘备又亲送徐庶出城，置酒饯行；宴罢，仍“不忍相离，送了一程，又送一程。”直到徐庶骑马远去，刘备还立马林畔，“凝泪而望”，甚至“欲尽伐此处树林”，原因是“阻吾望徐元直之目也”(第三十六回)。这些描写，尽管主要是为“走马荐诸葛”和“三顾茅庐”作铺垫，却足以见出刘备求才之诚，爱才之深，颇具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