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思想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先秦儒家耻感思想是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具有民族性的道德价值观。其本身蕴涵着丰厚的内容和鲜明的特点，体现了高尚的境界和宏远的意旨，其理论和思想精华直至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利于树立科学的荣辱标准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时期，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和逐利性特征，使个人主义和法制主义盛行，功利主义思潮也充斥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人们在市场经济逐利性理念的驱使下，对利益的追求日益合法化、公开化，出现义利选择方面的价值错位，致使人们耻荣评价标准越来越偏重于客观外在的情势，即荀子所说的势荣，而弱化了义 在耻荣评价中的决定性地位。社会上一度出现以功利成败论英雄的价值评价倾向。先秦儒家以仁、义标准的耻荣评价思想，客观地把握了耻与荣的精神实质，对于我们今天树立正确的荣辱标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利于养成优良的道德品质
先秦儒家所提倡的耻感是人们养成和增进道德的前提和基础，表现了人们对恶的憎恶和对善的敬重，它是人们为善祛恶的内在精神动力。这种动力源于行为主体求荣避辱，维护人格尊严的价值取向。从某种意义上说，耻感体现了行为主体对善的高度自觉。个体一旦建立了耻感意识，就会将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自律，进而实现道德主体的自我约束。这是人们养成良好道德品质的关键。同时耻感还是人们灵魂深处的一道极其重要的道德防线，一旦人们的耻感防线崩溃、耻感意识消解，就会无所不为、无恶不作。因此，耻感作为个体的基本道德自觉，既是促成人们道德行为的心理动力，又是形成个体道德意志的认识基础和情感因素。因此，先秦儒家的耻感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加强道德修养，完善道德人格，培养优秀道德品质依然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三)利于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极大地调动了民众劳动创造的积极性，使整个社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然而，由于市场经济自发性和逐利性特征的影响，使得市场主体的私欲不断膨胀，并在价值选择上表现为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与此同时，社会上又呈现出一种市场关系逐渐向非市场领域(如学校、医院、家庭、政治、学术等)蔓延扩张的倾向。美国哲学家布坎南指出：市场关系倾向于扩展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一旦市场关系侵入非市场关系的人类生活领域，其结果是，某些有价值的人类关系将被贬值。当前我国社会各个领域存在的造假风，就是市场经济的负面特征给社会风气带来的消极影响的反映。一定意义上说，造假风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在利益的驱动下丧失了对造假行为的羞耻感。有学者将这种社会现象称之为耻感消解。这种羞耻化的社会现象的存在，极大地败坏了社会风气。因此，营造风清尚明的社会风尚，迫切需要唤醒人们心灵深处的耻感意识，明晰耻与荣的价值评判标准。先秦儒家耻感思想中体现的知耻尚荣的伦理精神，对于净化民众的心灵，养成、激发和保护民众的耻感意识，涵育清明的社会风尚仍然具有特殊的意义。
(四)利于深入理解和贯彻社会主义荣辱观
先秦儒家崇尚的耻感，其生成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对善要求的自觉意识，二是对自我行为的客观评价能力。当个体发现应然之善与自我实存现状之间的差距时，就会产生的一种自愧不如的心理体验，即耻感。显然，耻感的生成需要人们对善的具体规定有充分的认识、把握，没有对善的内容的准确认识，个体自身的耻感意识也就无以形成。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认为，只要了解了关于善本身的具体规定性，明确了何以为善，人们就可以自动向善了。实际上，全面准确深刻地认识善、把握善和践行善是离不开个体对与善相对应的恶的把握和认识的。如果说荣是对善的肯定性把握，那么，耻则是以否定的方式对善的把握，唯有将肯定与否定两个方面辩证统一起来，才能形成对善的完整准确认识，才能真正做到贱履善。
当前我国社会大力倡导的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使公民在理解八个光荣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与之相对应的八个耻辱的内在规定性。为全社会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树立了一个鲜明的标准。实现了对善的'肯定性与否定性把握的辩证统一，增强了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克服了以往道德教育片面强调正面积极的引导，忽视从否定的方面对受教育者进行劝诫，从而使正面的道德教育流于形式、流于表面的局限性。先秦儒家耻感思想这种从否定的方面揭示善的内容，让人们从否定的方面明白了何以为善，何以祛恶避辱，对于我们今天确立正确的荣辱价值观念，深入理解和贯彻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积极地借鉴意义。
(五)耻感的道德本性
从伦理维度探讨耻感的道德意义，首先要解决的理论问题是：伦理的本质是什么？黑格尔的道德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伦理是一种本性上普遍的东西。这种普遍就是所谓实体，实体即人的公共本质，即共体或普遍物。所以，在伦理学的意义上，伦理关系不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而是个体与他所处于其中的那个实体的关系，这个关系的要义是：个别成员的行动以实体为其目的和内容。伦理行为的内容必须是实体性的，换句话说，必须是整个的和普遍的；因而伦理行为所关涉的只能是整个的个体，或者说只能是其本身是普遍物的那种个体。
伦理本性上是一种普遍性的东西，耻感的哲学根源和本质力量是人对自己的普遍本质即伦理性实体的认同和皈依。在现象世界中，伦理性的实体是一个辩证的体系，它或者是由家庭与民族构成的伦理世界，或者是由家庭市民社会国家构成的有机系统。撇开道德方面繁复的争讼，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如何，家庭、民族是伦理的实体；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必须也应当是伦理性的实体。做出这一认定的道德意义在于：无论在生活世界还是在意义世界中，耻感的现实性根据和现实性根源，是个体及其行为是否与家庭和民族，或与个体所处于其中的那个家庭、社会、国家的实体性本质和实体性要求相同一，否则便只是一个飘忽的幽灵。由于在现代中国道德中，以上伦理实体被用另一个概念即集体所表述，因而耻感总是以集体为价值皈依。当个体及其行为与他所处的那个具有现实性的伦理实体的公共本质或伦理普遍性相悖时，就是耻，就会产生耻感。耻的根源在于，他不能成为普遍的个体，即在伦理上不能现实地成为家庭成员或民族公民。所以，服务于伦理性的实体家庭与民族，或家庭、社会与国家，为实体尽义务，便是耻感的根本要求。
由以上论述引申出的另一个结论是：耻感以个体与实体、或个体与公共本质的关系为根源和尺度，因而耻感或荣辱观的合理性与现实性的根据，也必须以实体或具有现实性与合理性的集体为取向。民族、国家、人民的普遍伦理本质及其利益诉求，个体行为与这些普遍本质和利益诉求之间的关系，是荣辱的根本标准。荣辱观和耻感，在道德本质上指向实体和集体并以此为依据，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们是实体主义或集体主义的。
在中国道德体系和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耻既是一个伦理的概念，又是一个道德的概念。从道德社会学的角度考察，耻作为伦理的概念与面子相关，而作为道德的概念，则与另一个概念即脸相联。在中国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体系以及中国人的现实道德生活中，脸面二位一体，密不可分，但二者实有不同指谓。面是耻的伦理根源或耻的伦理现象形态；脸是耻的道德根源或耻的道德现象形态。不过，二者在道德体系和伦理精神体系中的地位有所不同。普遍的情况是：在特定情况下，一个人可以不要面子，但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中国人来说，绝对不能不要脸。不要面子可能意味着丧失一定的伦理地位和伦理互动能力，以后可能还有机会挽回，而不要脸则一定意味着做了不道德的事而为社会或他人所不齿，也使自己感到自耻。脸面一体表征着道德与伦理一体，但脸在面前，意味着脸是面的基础和根本。所以，耻具有伦理与道德的双重根源与二重结构，在耻的道德结构中，伦理与道德是互为前提，共生互动的。
揭示耻的伦理道德本性的意义在于：耻既是他律的，更是自律的。自律是耻的更深刻的道德本性。在中国文化中，耻本质上是一种内化的制裁即自律。的确，耻尤其是伦理性的耻有他律的性质，从辞源学上考察，耻从耳从止，即有听到别人的批评而中止之意。但在古字中，耻的异体字是从耳从心，它被文字学家解释为因不当行为而心愧耳赤之意，这便是自律了。可以这么说，耻的伦理性的一面他律性较明显，而道德性的一面则以自律为本质。
澄明耻的道德本性有待进行的另一个辩证是：耻不仅是一种否定性的制裁力量，而且是人的道德生生不息的推动力。一般认为，耻作为一种伦理互动与道德回应，是一种自我制裁，尤其是一种自我的情绪制裁。诚然，如果将耻诠释为辱，那么，荣与辱，确实可以当作人的道德发展的两种不同力量，前者是肯定性的力量，后者是否定性的力量，二者殊途同归，共同维护人的行为的道德合宜性。问题在于，在中国道德传统和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耻不能简单等同于辱，它在相当程度上兼摄了荣与辱两个侧面。否则，说儒家学说有耻感取向，说中国文化是耻感文化，岂不是说中国文化以辱为取向？固然，无论伦理性的耻，还是道德性的耻，都有肯定性的一面与否定性的一面，或好的方面与坏的方面。问题在于，二者之中，肯定性的方面，即作为道德的激励力量而不是制裁力量，是其更本质的方面。道德性的耻是激励人们达到君子人格的内在推动力，它所追求的境界是：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伦理性的耻同样是激励人们成为一个人，并且尊敬他人为人（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一种内在力量。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这种力量，推动人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达到伦理道德上的理想境界。
(六)从“免而无耻”到“有耻且格”
在两大具有历史意义的道德传统和两种道德体系中，无论以德治为本，还是以法制为本；无论以个体道德为体系的着力点，还是以社会伦理为体系的着力点，耻都具有基础性的道德地位。
耻的伦理真义是自耻，其伦理动力来源于个体成为一个人的向伦理实体和人的普遍本质回归的精神运动，作为一处伦理精神运动，行己有耻的根本价值指向是实体或集体，因而在一个个人主义猖行的文化中不可能真正孕生和培育出健康的耻感。
耻的道德本性是一种主观意志的法，亦即主观意志的自由，其道德真理不是他律而是自律，不是制裁而是激励，它是引导人们在道德上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精神力量。
耻的社会文化意义，孔子讲得最经典：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一个有旺盛精神生命力的社会，应当是一个有耻且格的既合宜有序又富含价值的自律型社会，而不是一个免而无耻的只受外在规则支配的他律型社会。
传统文化崩坏而导致的伦理道德的合法化危机，市场逻辑滋生的个人主义，法制主义的误区，是导致现代文明中全社会性的耻感钝化和退化的三大基本因素。现代道德体系，必须通过正本清源，恢复耻感作为道德体系和伦理精神体系原素和原色的历史地位，康复被现代性的文化细菌所感染的道德生命，推动民族伦理精神在新的文化条件下辩证发展。
(七)重塑耻感文化刻不容缓
我们的耻感文化去了哪里？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哪儿？
当今社会如此道德滑坡，在警示我们：重塑我们的耻感文化已刻不容缓！知耻，是老祖宗留下的一种丰厚遗产。我国传统文化历来看重知耻精神。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管子从族群与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看待耻：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古代的哲人志士将荣辱放到了与人格一样重要的地位：不知荣辱乃不能成人、宁可毁人，不可毁誉、宁可穷而有志，不可富而失节；明代顾炎武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清末大学问家龚自珍将荣辱感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礼记中庸》有句名言：知耻近乎勇，意思是，知道羞耻就接近勇敢了。
知耻近乎勇，一个强盛的民族往往崛起于这个民族的耻辱感。寡人闻古之贤君，不患其众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耻也(《国语》)。越王勾践不忘耻辱，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三千越甲终吞吴；二战后，日本的战败国的耻辱感促其发奋图强，最终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知耻近乎勇，还从另一方面告诉我们，对耻的认知是需要勇气的；勇，又是勇于改过。
知耻，是人类公认的一种美德。因为知耻，才能用羞耻之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人类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内省观察，有了批判审辨精神，有了羞耻感和耻感文化，我们才有了文明的生活方式，懂得了什么是义务、节制、正义、勇敢、创造、奋斗、诚实、感恩、博爱，什么是龌龊、野蛮……所以，耻、耻辱、耻感文化可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是人类文明素养的体现，也可以说是人类最深的道德考虑，是需要我们必须珍视的一个道德符号。道德滑坡必然招致伦理灾难，重塑我们的耻感文化已刻不容缓。
(八)耻感文化与人的内心世界
人是有思想、有理性的，人的精神世界有着广泛而丰富的领域。如何把握人的精神世界的方向、进而制约人的行为方式，使其沿着对社会和谐和国家安定有利的方向发展，是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十分重视的问题。从向内的方向来考察，中国传统耻感文化具有以下几方面内涵。
倡导慎独，强调内省、正己，通过正己而达到正人。羞耻之心是人的一种内心体验，是人通过与外界的互动而促成内心的变化，进而建立一种注重内省、反求诸己的思维模式，以此制约人的正己、修身过程。这一点构成了中国传统耻感文化的核心内容。慎独、内省、正己的标准，就是礼、义、廉、耻等道德规范。关于慎独，《中庸》说道：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慎独，就是要求人们在别人看不见、听不到的情况下，为了求道而严于律己。关于内省，孔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孔子在这里告诉人们，只要经常内省并且不感到惭愧不安，就可以无忧无惧。关于正己正人，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礼记大学》载：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由此，儒家开创了一条以修身为本的内圣外王之路。它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个环节，规定了一条理想的人生道路，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耻感文化在这一人生道路中具有核心作用。
倡导行己有耻，激发人的奋斗精神，使人为实现人生理想、践行道德规范而积极进取、不屈不挠。行己有耻，就是要求人对自己的行为应该有羞耻之心。一个人行事，凡自己认为可耻的，就不去做。为了达到自己人格的完善，志士仁人刚直不阿、坚贞不屈，背后都有行己有耻的思想动因。《中庸》载：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其中，知耻居于最深层次，它对好学、力行乃至其他种种行为发挥着重要影响。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孔子本人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曾周游列国，颠沛流离、屡受困厄却矢志不移，表现出一种临大节而不可夺的精神。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思想，提倡一种大丈夫气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倡导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而勇于牺牲：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孟子告子上》)。由孔孟所倡导的人生理想和道德践行，为中国历代志士仁人所认同、所实践，由此造就了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刚正之气，形成了刚直不阿、特立卓行、奋发有为的民族精神。
倡导崇尚操守，褒扬气节。由于耻感文化能使人从内心控制自己的行为，知耻则有所不为，因而形成了中国古代崇尚操守、不媚时俗的道德风尚。这里所说的操守，其具体内涵主要是指廉洁正直、守志不辱的品行。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讲的就是这种操守。为了保持自己的人格、品行，古人互相砥砺、激扬名声、躬行实践，以气节相尚，最终在这种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气节观。
(九)耻感文化与人的行为模式
人是以群体方式生存的，人的各种行为受其内心价值判断的制约，但人内心的价值判断又往往受外部世界的影响。中国传统耻感文化不仅向内要求人慎独内省、行己有耻、崇尚操守，而且向外要求人改过迁善、见贤思齐，形成了立足于耻感文化的社会道德评价机制，从而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实践。
改过迁善、见贤思齐的道德修养模式。这是建立在耻感文化基础上的内省机制的外化。人知耻而有所不为，是道德修养的第一步；再进一步，就是在立身行事时做到改过迁善、见贤思齐，最终达到至善的崇高境界。这是无数往哲先贤所追求的道德修养模式。儒家关于改过迁善、见贤思齐的论述很多。如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论语季氏》)。意即看见善的言行应该想着自己怎样达到，看到不善的言行应该赶快避开。孔子所说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等，都已成为千古不易的至理名言。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这里谈的也是改过迁善、见贤思齐的道德修养模式。立足于耻感文化而形成的改过迁善、见贤思齐的道德修养模式，对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起着激浊扬清的整肃作用，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宝贵遗产。
建立在耻感文化基础上的社会道德评价机制。立足于耻感文化，中国传统社会事实上形成了一种社会道德评价机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比如，北宋周敦颐认为，人生之大不幸就是无耻，因为无耻乃是不仁的表现。朱熹对此解说道：知耻是由内心以生，闻过是得之于外。人须知耻，方能过而改，故耻为重(《朱子语类》卷94)。欧阳修称廉耻乃士君子之大节(《欧阳修集》卷130)。纵观中国传统社会，凡是丧失廉耻之人都会遭到全社会的谴责，无德、无耻之徒都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种社会道德评价机制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